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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那种痛彻心扉的窒息感中惊醒时，我浑身已经被冷汗浸透了，看着墙上那本泛黄的挂历，我随便扯了个谎，把今天和顾少霆去街道办递交结婚介绍信的事儿给推了。

上一世，就在我拿到省医院重度心衰诊断书的那天，顾少霆带着他新签下的歌舞厅台柱子苏念，坐上了南下深圳的绿皮火车，后来又去了香江，整整十五年杳无音信。

直到我病痛缠身，躺在破旧的职工医院里只剩最后一口气时，他才西装革履地出现。

他摩挲着皮夹里苏念那张泛黄的黑白遗照，红着眼眶对我喃喃自语：“如果那天去办证的路上，我那辆桑塔纳开得慢一点，念娘的命会不会就不那么苦了。”

……

意识完全回笼时，顾少霆正站在我那间筒子楼的宿舍外，他穿着时下最挺括的呢子大衣，手里攥着我们俩单位开出的结婚介绍信，满眼期待地催我换上那件红色的确良衬衫。

我背过身，冷冷地说市歌舞团有一批进京汇报演出的磁带出了岔子，我得去音像库房对单子，让他自己先去街道办的办事大厅排队。

听着门外走廊的脚步声走远，楼下那辆黑色桑塔纳的引擎声轰鸣而去，我才慢条斯理地洗了把脸，揣着兜下楼，走到了巷子口那个国营早点铺。

挑了个避风的角落，我点了一碗热气腾腾的豆浆和两根油条。

铺子里的王大妈端着咸菜碟过来，在围裙上擦了擦手，有些纳闷：“宛宛，今天不是你跟顾老板扯证的大喜日子吗？咋一个人跑这儿吃早点了？”

我端起粗瓷碗暖了暖手。

云淡风轻地笑了笑：“王大妈，昨晚没睡踏实，魇着了，梦见些晦气东西，心里堵得慌。”

王大妈赶紧拍拍我的后背宽慰：“哎哟，大姑娘头一回出嫁都这样，顾老板现在可是咱市里响当当的下海大老板，包了那么大个影视歌舞厅，你以后就擎等着享福当阔太太吧，怕个啥。”

我垂下眼眸，嘴角勾起一抹自嘲：“借您吉言了，我再坐会儿。”

和顾少霆结为夫妻？这辈子想都别想。

上一世，我跟顾少霆刚在办事员那里按完红手印，一转身，就撞翻了一个抱着一堆曲谱和伴奏带跑进来的年轻姑娘。

那个姑娘就是苏念，顾少霆刚从下面县城文工团挖来的驻唱歌手。

那天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，回去的车厢里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，顾少霆破天荒地连他最爱的车载邓丽君磁带都没放。

我当时天真地以为，他只是刚成家，心里多了一份男人的稳重。

直到我生命的最后尽头，我才恍然大悟。

仅仅是那匆匆一撞，曲谱散落一地的瞬间，顾少霆连魂都被苏念勾走了。

他那天反常的死寂根本不是什么稳重，而是痛心疾首的懊悔，悔恨自己为什么偏偏要在今天把介绍信交上去。

自从那天过后，顾少霆仿佛变了个人，他不再每天骑着二八大杠来歌舞团接我下班，而是每天深夜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抽着闷烟。

我试图问他怎么了，他却总用“南方倒腾来的放像机被扣了”来搪塞我。

那段时间歌舞团正好在筹备春晚的选拔，我分身乏术，便也懂事地不再追问，只当是他做生意遇上了难关。

后来，顾少霆说要南下拓展生意，他亲自带队去了特区。

从此我们开始了漫长的分居。

我一直以为那是为了我们小家庭的未来打拼。

可后来的每一年，他都有无数个理由拒绝回北方。

我曾在长途电话亭里哭着求他回来看看，他只是冷漠地甩下一句：“你能不能有点觉悟，别总拖我后腿？”

直到我去给他以前的生意合伙人送一份落下的账本。

在门外听到那群倒爷闲聊，我才犹如五雷轰顶般得知：除了第一年是真去做买卖，后面整整十年，全是他自己主动把户口迁去了南方，死死赖在那边不肯回来的。

那天我砸了家里所有的暖水瓶，在邮电局打通了那个极其昂贵的长途电话，歇斯底里地质问他。

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足足十分钟，轻描淡写地说了句“对不住”，却连编个瞎话哄我都不肯。

放下听筒，我已经做好了找组织申请离婚的准备。

可老天爷偏偏在这个时候给我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——我怀上了。

面对这个意外，顾少霆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。

他居然放下了南方的场子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赶回来，化身为最体贴的丈夫。

他会笨拙地在蜂窝煤炉子上给我熬鲫鱼汤，会在半夜敲开代销店的门去买我突然想吃的水果罐头，会每天把耳朵贴着我的肚皮听动静，就在我以为我们终于要好好过日子时，顾少霆凭空蒸发了。

我像个疯子一样去找了派出所，打遍了他所有的寻呼机号码。

他没留下只言片语，在那个信息不发达的年代，这个人就像滴水入海，彻底没了踪影。

我独自一人挺着大肚子去妇幼保健院，在产房里经历了九死一生的难产，又独自一人抱着高烧惊厥的儿子在寒冬腊月的急诊室外哭求大夫。

甚至连顾家那两个刻薄的老人相继离世，也是我一个人咬着牙披麻戴孝，向单位借钱办的白事。

我一度认定，他肯定是在南下的铁道上遇到了车匪路霸，遇害了。

可就在我心脏衰竭，生命倒计时的最后几天，他穿着一身派头十足的进口西装，大摇大摆地推开了我病房的门。